《复旦学报》2001年1期刊登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作者认为，90年代文学是“无名”状态下的文学，它表现为各种文学思潮和另类写作现象多元共生，逐鹿文坛，谁也占据不了主导性的地位。90年代文学思潮正是通过多种冲突并存的形态来达成多元化发展趋向，从而改变了80年代文学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90年代文学并没有超越“五四”新文学传统，它只是20世纪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共名与无名”状态多次循环的又一次再现，无名状态每次出现的时间都很短暂，无法真正显现其较为持久的艺术特征。因此，90年代文学很难成为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当代”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而是一个指与生活同步性的文学批评概念。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对当代文学的定义，也就是指反映了与之同步发展的生活信息的文学创作。它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流动中的文学现象，过去许多前辈学者强调“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文史哲》2001年2期刊登张忠纲、赵睿才的《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文章说，20世纪中国大陆的杜甫研究深受新旧文化、东西文化交互撞击及多次政治思潮的影响，以1949年、1976年为界呈现出三个时期，依次表现出剥去封建时代加给他的“圣化”的外衣、只把他作为普通诗人来研究，将他视为时代的代言人；被送以“人民诗人”的桂冠与将“扬李抑杜”推到惊世骇俗地步的大转折；20世纪中国大陆的杜甫研究基本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曲折过程，杜甫“情圣”、“诗圣”、“集大成”和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最终得以确认。
《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1期发表程巍的《伦敦蝴蝶与帝国鹰：从达西到罗切斯特》，本文试图将《傲慢与偏见》（1813）中的达西与《简·爱》（1847）中的罗切斯特还原于他们各自时代的历史语境，揭示1813年到1847年间英国社会理想男子模式的变迁及其政治经济原因。达西是摄政时代受欢迎的贵族，罗切斯特是维多利亚时代受欢迎的中产阶级。从达西到罗切斯特，摄政时代的伦敦蝴蝶让位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鹰，而英国文学再现了英国从乡村社会走向帝国事业这一过程。在追寻达西和罗切斯特两个文学形象分别在1813年和1847年的对应历史原型前，应该谈谈流行于18至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中的写作癖。《傲慢与偏见》和《简·爱》的作者从属于这个庞大的阅读和写作群体，而这个群体对男人的想像为她们提供了灵感。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在1813年倾心于达西这类高雅而冷淡的男子，到1847年，这类男子被冷落，取而代之的是罗切斯特这类粗野而热情的男子。在欲望的变迁下，是英国社会对男子要求的变迁，奥斯丁和夏洛蒂·勃朗特不过把这种要求带入了文学想像。揭示这种对应关系，并不贬损她们文学上的创造性，她们都是自觉的文学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的最大成就，是再现时代的典型心理特征。
《文艺研究》2001年1期发表刘梦溪的《陈寅恪与〈红楼梦〉》，作者说，中国现代史学巨擘陈寅恪与《红楼梦》有特殊因缘，红学闻人俞平伯早在20世纪初就与陈有文字交往，后来当50年代俞遭受不公正批判之时，寅恪先生曾写诗为之辩诬，这是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本文予以发覆。陈的著作尤其晚年所著之《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书，引录《红楼梦》情节、人物、语言之处甚多，且颇多创辟胜解。如果说寅老晚年是“著书惟剩颂红妆”，那么《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在文化统治严酷的清中叶已经“颂红妆”了。不知两者是否有传统与现代的关合之处？
《历史研究》2001年1期发表李伯重的《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文章说，以往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一向认为西欧的发展道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所谓西欧道路其实主要是英国模式，其核心即工业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但近年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的。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可以发现，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陷入困境，实际上是套用英国模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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